参考消息网10月9日报道 据法新社10月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白宫参加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临时抵达并递上一张手写纸条千里马配资，上面写着以色列和哈马斯“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图为特朗普和鲁比奥 资料图
法新社记者看到纸条上写道：“我们应该获得您的授权，马上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发布消息，您会是第一个宣布协议达成的人。”
美国东部时间8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已经同意美方所提“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所有以方被扣押人员将很快获释，以色列军队也将撤回至双方商定的界线。（编译/芦龙军）
延伸阅读
一声巨响过后，加沙城最高的建筑阿尔-加弗里大楼如同纸牌屋般轰然倒塌，滚滚灰烟之后，居民们绝望地在瓦砾堆中搜寻残存的生活物品。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眼中，这意味着加沙的“天际线正在改变”。
2025年9月开始，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城展开新一轮地面入侵。西方媒体称，这是一次全新的“焦土政策”实践，伴随着炸毁这座城市几乎所有残存的建筑物。当地时间10月6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加沙和平进程正在埃及开罗进行时，加沙城依然处于战火和空袭中，最新一天的伤亡者依然包括巴勒斯坦儿童。
在加沙4000年的建城史上，最新的毁灭只是一瞬。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加沙城是位于亚非文明十字路口的通衢之城和商贸重镇。19世纪的欧洲旅行者说，这里的美景堪比法国海滨。20世纪90年代奥斯陆谈判期间，世界各国的和平推动者说，一个自治、开放的加沙地带可以建成“中东的新加坡”。
但最近一百年，加沙留给世人的印象始终如一。20世纪30年代，英国托管地当局镇压阿拉伯人起义时，第一代摄影记者在加沙城拍下士兵、战车、空阔的街道、坍塌的建筑，以及哭泣的儿童。
然后，加沙经历了1948年犹太复国战争和短暂的埃及控制期。1956年，以色列军队第一次占领。1967年以来，以色列长期占领和封锁加沙，其间经历了失败的和平进程。2007年，哈马斯夺权。在2023年10月之前，230万居民蜷缩在365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里，人员、物资及燃料的流动长期被以色列完全封锁。在本轮“被国际社会看到的人道危机”发生前，这里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
“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默罕默德·阿里·哈利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一轮危机发生后，加沙在我心中又有了新的形象：这是一片‘混凝土沙漠’”。另一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描述道：“加沙，就是你为过上体面生活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突然付诸东流的地方。”
地中海边上的加沙
“十字路口”的第一抹阴影
公元1663年，阿拉伯学者兼旅行家阿亚希跟随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的朝圣队伍进入加沙城。他对这座“宽阔城市”的树林、橘园、豪宅及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印象深刻，感慨此地物价低廉，水果丰饶。
阿亚希生长于摩洛哥的宗教中心菲斯，这是一座千年古城，自建城开始就是一座穆斯林城市。加沙的历史完全不同。比阿亚希晚三百年到访加沙的法国旅行家皮埃尔·洛蒂从基督徒的视角形容道，加沙是“孤独之地”与“奶与蜜之地”间的致命边缘。
当加沙处于大一统王朝的疆域内，它是“亚非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一旦帝国崩塌，加沙就是战乱频仍的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在这里花五个月打完征服埃及的“最后一役”，然后屠城。12世纪到14世纪，加沙被哈里发汗国、东征十字军和西征的蒙古铁骑来回占领。埋葬先知祖父的清真寺被改成教堂，又被改回清真寺。
只有在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加沙得以喘息。罗马给了这座城市六百年繁荣，并第一次将之纳入“巴勒斯坦行省”的疆域。1980年，瑞士日内瓦大教堂地下出土两件加沙产双耳细颈瓶，证明了加沙在帝国贸易中的地位。这些瓶子用于盛放葡萄酒。高卢史学家、都尔主教圣额我略在6世纪写道：弥撒的最佳用酒就是加沙的葡萄酒，“所有主教都应该努力采购它”。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加沙已不那么平静。1663年，在前往加沙的路上，阿亚希遇到了贝都因人的劫掠。当时，加沙的世袭总督里德万家族（Ridwan）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亚非大陆间的朝圣者和商队的旅行安全。
按照帝国的记载，除了贝都因人，加沙还栖居着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努赛里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土地和聚居区模糊交错，因为周边治安的恶化不断向加沙城中心聚拢。这促成了更世俗多元的城市生活，也诱发了族群间的摩擦。
1894年春天，法国军官皮埃尔·洛蒂抵达加沙。虽然奥斯曼帝国已到衰落晚期，但相比阿亚希，洛蒂看到了更繁荣和现代化的都市。他首先注意到道路两侧繁茂的仙人掌、无花果树、橄榄树、橘子树和玫瑰花丛，以及穿着各自民族服饰走过的市民。无处不在的珊瑚项链表明这是一座海滨城市。
街巷里有数百种贸易和手工艺产业，以及从城市中心向开罗、耶路撒冷铺去的电话电缆。当伊斯兰世界的传媒先驱创办巴勒斯坦第一份报纸，其订户主要来自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加沙。
“这里有安逸且现代的生活，并与世界其他地方保持联系。”洛蒂第一眼就下了结论，“这里就是应许之地。”和阿亚希不同，法国军官洛蒂显然认为“应许之地”应当由《圣经》“赐予的对象”来统治。在清真寺里，他对着十字军东征时留下的教堂遗址抹泪。
洛蒂的旅程折射了西方殖民者对加沙的觊觎。1841年，英国人绘制了第一份详细的加沙地图，标注了道路、清真寺、果园和农田。洛蒂访问加沙同期，英国工程师麦克比恩提出问题：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该怎么攫取最大利益？麦克比恩画下一张“日不落”蓝图：从埃及、巴勒斯坦到印度，修一条亚非大铁路，未来还可以连通到欧洲，加沙城将拥有一站。
另一批人同时注意到加沙。1891年，“犹太殖民协会”在德国成立，在南美和中东地区购置土地建立定居点，以帮助东欧地区受歧视和迫害的犹太人开始新的生活。随着金融巨鳄埃德蒙·罗斯柴尔德加入，犹太殖民协会将目标聚焦在巴勒斯坦。他们所购的超过12万英亩土地，成为以色列建国的基础。
彼时，巴勒斯坦没有清晰的土地所有权，只有模糊的习俗和传统。1858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土地法典》，开始土地登记。但各族农民都不愿意向当局提供自己的姓名。主体民族怕征兵，其他民族怕屠戮。于是，人们许可当地大族将整个村庄的土地登记为个人财产，但在族群中仍将之视为集体财产。当这些土地被辗转交易到犹太定居者手中时，对土地归属的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洛蒂抵达加沙时，当地总督正为辖区最北端的小城格德拉的土地纠纷焦头烂额。第一批犹太人定居点中，只有格德拉建在加沙行政区内，绝大多数定居点都在加沙行政区以北的雅法。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苦心经营了和雅法阿拉伯官员的关系，但对加沙无能为力。格德拉由此成为首批定居点中和本地人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定居者也因此没有深入加沙地带扩张。
“露天监狱”的雏形
1948年5月14日，耶路撒冷总督府上的英国国旗降下，近30年的“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代结束。时年5岁的埃亚德·埃尔-萨拉杰是一位托管政府加沙籍官员的儿子。他很快理解了“结束”意味着什么。10月，在以色列军队进攻阿拉伯城市贝尔谢巴前，埃亚德家和大多数本地居民一样，匆匆逃往加沙。
“我还记得母亲把缝纫机也装进了卡车，父亲则不屑地摆了摆手。”埃亚德晚年回忆道，“后来，父亲告诉我：当时他们确信两周后就能回家。”事实上，他们在加沙生活了一辈子。
1917年，英国远征军战胜奥斯曼帝国，背叛对阿拉伯起义盟军的承诺，和法国瓜分占领领土，在巴勒斯坦建立占领当局。1922年，国际联盟以“托管”名义将殖民“合法化”，直到1948年联合国出台分治计划。
作为奥斯曼时代的“都市人”，加沙人对“托管”始终不满。这种情绪在1921年凯末尔拯救土耳其的萨卡里亚河决战后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凯末尔战胜欧洲军队的消息传到加沙，全城的商店被装饰一新，人们点亮尖塔，升起土耳其国旗，并为这个“继承奥斯曼”的新国家捐款。然后，一群代表从加沙前往伊斯坦布尔，寻求成为新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土耳其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接受英国“托管”巴勒斯坦。
此时，加沙已经经历了英国和奥斯曼间的三次加沙战争，开罗、麦加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商路被新的国境线切断。加沙失去了“十字路口”地位。到1930年，英国规划师霍利迪撰写《巴勒斯坦城市规划》，加沙被列为“需要关注的贫瘠城镇”。
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加沙在19世纪就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但托管当局觉得，那是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式”的融入，必须被更“文明”的欧洲方式取代。今天，巴以冲突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至英国托管当局的改革。
比如水的计量方式：欧洲人按体积测算，但巴勒斯坦人以时间衡量千里马配资，由多个家庭以“天”为单位共享。这与当地雨水分布不均的地理特性有关，并能保证对水源的集体维护。英国官员认为这是“一团混乱”。他们将“水权”变为新兴交易商品，让犹太定居者以金融家手段拿走本地农民的水。
英国人发现，犹太定居者更能掌握“文明”的方式，因为他们来自欧洲。历史出现了讽刺的一幕：在欧洲反犹主义横行的时代，托管地的欧洲官员却和犹太流亡者形成了统一战线。
与占领当局建立同期，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放弃了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承诺，转而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占人口少数的犹太精英垄断了托管政府的高级职务，英国人拿出19世纪测绘好的地理数据，支持犹太金融家兴起集约化农业建设。加沙本地粗放的农业经济就此被淘汰，本地农民则直接被剥夺了升级转型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军事基地。为保证军事供给，全面配给制在加沙城实施，水泥被禁止民用，导致严重的住房短缺。西方新思潮叠加日益糟糕和边缘化的生活，催生了加沙的公共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托管地阿拉伯报纸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速。加沙城的咖啡馆文化形成，成为政治言论的集散地。1936年4月，被称为“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大规模叛乱发生，托管政府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一系列照搬其他殖民地的举措迅速出台。《集体惩罚条例》颁布，允许英国军队在无法找到袭击者时拆除袭击发生地的村镇民房。更普遍的行动是搜查和宵禁。搜查意味着将男人和年轻人带到村外集中监管，往往伴随酷刑和殴打。宵禁长达22小时乃至全天。
“这是快速而有效的惩罚形式，也是阿拉伯人所能理解的惩罚方式。房屋废墟就是惩罚的永久纪念碑。”一位英国官员写道。此外，当局首次用签发旅行证的方式将各省民众隔绝，加沙第一次沦为“露天监狱”。
“显然，以色列政府后来的‘借鉴’非常直接，” 西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森指出，“他们从英国人那儿吸收的最重要经验是：要将‘日常生活’作为‘武器’使用的对象。”
“真正的封锁，依靠的不是墙”
埃亚德·埃尔-萨拉杰被吵嚷和枪声惊醒。推窗望去，清晨的街道上布满尸体。随即，房门被以色列士兵破开，13岁的埃亚德被枪抵住腰部，押到地窖中。他太害怕，尿了裤子。这是1956年，埃亚德一家搬到加沙的第八年，他人生中无数次直面死亡的第一次。
1948年犹太复国战争开始后，加沙比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城市“幸运”。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阐述了这场战争的逻辑：“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城市社区，这是巴勒斯坦人最有组织、最有政治意识的部分。”他随后列出了一长串“经历瓦解、混乱和饥饿，最后崩溃”的城市：海法、雅法、提比里亚、吕达、贝尔谢巴，等等。
在此背景下，埃及出兵控制的加沙和约旦控制下的安曼，成为绝大多数逃难者的目的地。在安曼，瞬间增长五倍的人口和杯水车薪的救济，奠定了巴勒斯坦难民和约旦政府的长期紧张关系。在加沙，6万市民迎来20万难民。街上挤满乞讨者和走散哭泣的妇孺。195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报告称：“加沙的难民注定要彻底灭绝，他们带去的物资正被耗尽。”
从那时起，以色列政府确定了“基本政策”：封锁加沙。今天，学界对“封锁加沙”的目的有多样解读。有人认为这是以“最小责任”实现“最大控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将加沙作为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试验飞地”。最知名的阐释来自哈佛大学研究员萨拉·罗伊，她认为以色列在实施“去发展”政策，为的是确保加沙不断跌入贫困与绝望的深渊，从而彻底丧失反抗能力。
不过，最初封锁的原因可能并不复杂：在加沙无法生存的难民三三两两偷越火线，回到世代耕种的农场上收集食物。以色列军方认为，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行使“回归权”的愿望还未被扑灭。1949年，以军南方司令部宣布，加沙边境“一旦发现陌生人，无须逮捕审讯，即刻枪杀”。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深知逃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带去了怎样的仇恨。1948年战争期间，阅读了士兵打碎孩子头骨和奸杀妇女的报告后，时任以色列内阁部长阿哈伦·齐斯林对同事说：“我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伤害了我的灵魂……犹太人表现得像纳粹一样。”他补充道，政府必须调查这些罪行，但“我们必须向公众隐瞒，我们甚至不应该透露我们正在调查”。
封锁是封口的捷径，也是保护新建立的以色列国民免受复仇怒火攻击的办法。中东政策专家塔里克·巴科尼指出，本质上，“当以色列承诺为其公民提供安全时，它说的其实是要提供暴力”。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龙进一步指出，封锁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军队占领，用犹太定居点分割，同时控制一切生活资源的供给。这成为以色列1967年开始对加沙长期占领的理论基础。
从1967年到1990年，犹太定居点、耕种区及周围缓冲区逐渐占据了加沙58％的土地。本地人拥有的农田面积减少一半以上，剩下的田地也几乎无法耕种，因为最严厉的供给和资源限制指向的就是农民。
军事管制令要求加沙人钻探水井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这种许可几乎从未被发放。另一方面，犹太定居者钻井不需要任何手续。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恩·巴伯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开始定期访问加沙时，他看到定居者们用水灌溉着小花园里的玫瑰花，而几公里外的本地村庄饮用水都需要联合国援助。没有水，加沙人最引以为豪的柑橘已经变成稀有产业，种植千年的橄榄树也被定居者砍伐殆尽。
阿拉伯哲学家阿里·哈利迪指出，今天谈到对加沙的封锁，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高科技的隔离墙，以及无人遥控机枪、闭路电视、红外探测器、电子围栏，但实际上“真正的封锁不是通过实体的墙来完成的”。
“暴力回应暴力”的循环
1970年，以色列全面占领加沙的第三年，埃亚德·埃尔-萨拉杰在埃及完成了医学学位，成为加沙希法医院的儿科医生。以色列情报人员找到刚上班的埃亚德，让他提供埃及的阿拉伯学生活动分子信息。埃亚德拒绝。第二天，他被解雇。
埃亚德向以色列政府和议会发出抗议信，谴责情报官员将医院变成“间谍招募所”。希法医院的医生集体罢工。几天后，埃亚德接到通知：可以回去上班了。这是上世纪70年代加沙新精英阶层“非暴力抵抗”中的一件小事。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创始所长迈克尔·哈德森指出，和许多殖民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占领加沙后，城市抵抗精英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教师、工程师和医生。埃亚德家是加沙城典型的上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托管政府官员，到加沙后在近东救济工程处担任管理职务。
他们行动频繁：学生教授罢课，律师抵制军事法庭，精英群体和约旦河西岸配合发起“不服从运动”，包括拒绝纳税和抵制以色列货物。他们在国际社会占有话语权。后来的以色列谈判代表阿莫斯·吉奥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巴以双方就加沙地带落实《奥斯陆协议》的具体问题谈判时，“既不用希伯来语，也不用阿拉伯语，也不需要翻译，完全用英语对话”。
但另一方面，抵抗精英和受到宗教、土地等传统因素驱动的底层反抗者缺乏联系。8万市民和20万难民被市政府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分开管理，市中心的罢工和抵制活动从未在难民营引起反响。难民被视为借住者，只能在市长拉沙德·沙瓦开设的果园和工厂承担低工资的季节性工作。市议会的其他成员控制了以色列资本之外的本地银行业和轻工业。
上图：2021年6月，加沙城，参加考试的巴勒斯坦高中生
中图：2022年9月，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渔民在港口卸鱼
下图：2010年12月，加沙地带北部的巴勒斯坦草莓农户
底层抵抗者在贫困和绝望中走向激进。形形色色的游击队藏身于城镇中心，不仅向以色列军车投掷手榴弹，也袭击象征统治秩序的银行、邮局和市场。他们嘲讽本地精英和“不可靠的国际社会”，指责市长沙瓦“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保证自己的橘子出口”。
事实上，随着以色列对土地和水源的封锁，沙瓦的橘园产量日益下降。占领者一边扼杀本地精英的生意，一边切断他们和底层之间的联结。期望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埃亚德·埃尔-萨拉杰一度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境，大学生们发起的工会组织被以色列军警解散。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前夕，一些工会成员在红十字会办公室举行最后一次选举。他们被冲进来的以色列士兵殴打，然后被投入监狱。
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逮捕，让世俗青年知识分子在监狱里接纳了“圣战”的激进观念。他们开始传播黎巴嫩武装分子的神话：据说这些黎巴嫩人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让以色列筋疲力尽，因此在1985年撤军。
在激进反抗者和占领者的两面夹击下，本地精英失去了对加沙城的控制。暴力事件开始频发的1982年，市长沙瓦、市政府高级官员、市议会议员同时被赶走，以色列军队全面接管城市。五年后，改变中东历史进程的第一次大起义在加沙首先爆发。
起义发生后，埃亚德开始在希法医院兼任急诊医生。和起义者进行广泛对话后，他作出了敏锐但悲观的判断：加沙民众有不屈不挠的毅力、巨大的勇气，但“暴力的后遗症是有毒的”。向坦克投掷石块的男孩被奉为“民族英雄”，却不能掩盖暴力带来的心理创伤和不安全感。从心理学的角度，埃亚德预测，以色列的镇压和加沙人的反抗都将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一个历史性误会加速了悲剧：1987年起义发生后，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对巴以关系的未来深感忧虑。他提出：是否可以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撤走部队和犹太人定居点，允许巴勒斯坦人自治？佩雷斯的观点遭到以色列右翼的猛烈攻击。而另一边，许多巴勒斯坦人据此认为，暴力可以换来对方的让步与和平。
在加沙，激进团体开始被奉为“真正的英雄”。他们往往带有宗教极端色彩，他们的支持者开始袭击酒类商店、餐馆和电影院。这些店铺在加沙城存在了百年，突然被视为“异端”。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马斯成为最知名的激进武装团体。2004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遭以色列军队暗杀身亡，20万民众参加了他的葬礼。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高级官员叶兹德·萨伊格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中东和平进程的失败，固然有国际格局变化和以色列政府“右转”的因素，但在和平进程陷入困境时，巴勒斯坦领导人错误地允许民众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中使用暴力，“以为这样可以让以色列政府回心转意”。以色列政府用更大规模的暴力给出了答案。
此后20年，“暴力回应暴力”的循环升级始终持续，敢于公开发声呼吁非暴力的双方知名人物越来越少。在加沙，埃亚德坚持非暴力原则，遭到同胞的逮捕和殴打。监牢中，他听到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审问。“先是平静的审讯，渐渐地，审讯者的声音变成喊叫。突然，他开始用希伯来语！”埃亚德惊呆了。
埃亚德将此视为一个生动的心理学例证：曾经是以色列监狱中受害者的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成为审讯者审讯他的同胞时，在最能表达自身权力的象征性场景下，下意识地开始使用以色列军官当年审讯他的语言。这说明，“暴力循环”已经慢慢刻进每个人心里。
2007年6月，哈马斯解散法塔赫部队，驱逐其领导人，取得对加沙地带的完全控制。2013年12月，埃亚德因罹患白血病去世，终年70岁。不到半年后，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的又一次大规模冲突在加沙地带爆发，造成约1500名平民遇难。
2021年9月，加沙地带严重缺乏饮用水，巴勒斯坦儿童在一处难民营里从公共水龙头接水
“你无法从加沙人口中听到‘绝望’”
经历了百年的战争与封锁，到2023年10月7日前，加沙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亲历者的讲述以及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发布的系列回忆文章，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
清晨，如果是被窗外麻雀的叫声喊醒，而不是被火箭弹的声音或以色列军方的电话惊醒，这就是幸福的。人们不必掏出床下放好衣服和证件的应急包，而是可以坐到餐桌前，和在历次冲突中幸存的家人一起吃早饭。
在多数人家，桌上通常没有肉和牛奶——那是受到严格管制的进口商品。可能有鹰嘴豆泥，可以喝到橘汁或葡萄汁。人们一天两餐，靠咖啡和茶熬到晚饭，这是长期封锁后形成的习惯。
能在自家房子里享用早餐，已经显得奢侈。以色列2005年撤军时破坏了1500多套住房。接着是2008年、2012年、2014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2008年，不到一个月的“铸铅行动”导致6000套民房被炸毁。联合国人居署评估称，按照加沙能获得的建筑材料计算，重建需要80年。
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并撤出非法定居点，对加沙的封锁进入“第三阶段”。哈佛大学研究员萨拉·罗伊将这一阶段称为“去发展”进程的最后一步：加沙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接近“全毁”，剩下的只需任其自生自灭。
2008年，美国驻以使馆向华盛顿报告：“以色列官员多次向我们证实，他们打算让加沙维持在濒临崩溃的状态。”多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调，由于封锁从未解除，加沙从未改变“被占领土”性质。
如果成绩优良、家庭富裕，加沙学生可以参加为期21天的复杂高考，通过阿拉伯语、英语、文化、地理、历史、数学和宗教测试，然后缴纳约1000美元学费，进入本地大学读书。加沙人的识字率高达97％，哈马斯也不敢关闭高等学府，这里的传统是“家庭第一位，教育第二位，其他都不如这两者重要”。
但是，学历和成绩不能让加沙人找到工作。加沙的贫困率和失业率超过六成，原本可以容纳4万人就业的轻工业，经历占领后只剩下800名从业者。学校、医院和基层政府的7万名公职人员由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支付工资。由于西岸和哈马斯的紧张关系，这些城市精英过去十年经历两次减半降薪，如今“最体面的职业也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经商呢？2005年以来的战争摧毁了上万家企业。市中心商铺的商品局限在电话卡、电缆、日用工具等少数品类，要么就是卖烤肉。更大的生意几乎绝迹：少有人能应对以色列政府不断变化的进出口商品许可清单。一些农产品符合要求，但承受不起长达数月的审批流程和高昂的货运成本。
为了生存，从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到埃及境内，长不过一公里的短途商业地道多达上千条，支撑起平时生活的基本需求。常见运输商品包括被以色列禁止进口的农业种子、杀虫剂、锄头等农具，过节时则会有新鲜牛羊肉和玩具。隧道工人一度是加沙收入最高的群体：每天轮班12小时，日工资75美元。但随着“内卷”，隧道建筑业挤满廉价童工，因坍塌事故死亡的数据无从知晓。2023年10月之后，以色列宣称这些地道都是“哈马斯的工事”。
另一种冒险谋生的方式是捕鱼。渔业是海滨城市加沙的历史性产业，得益于海洋的馈赠，崩溃得不像种植业和轻工业那样彻底。“第三阶段”前，加沙有上万渔民，到2023年前还剩下两千多。
然而，2006年和2009年，以色列海军两次更新对加沙居民的出海限制，从20海里减少到3海里。这意味着价格稍高的大型沙丁鱼和金枪鱼产区无法抵达，95％的渔民每天收入不足5美元。2019年，以色列海军对3海里附近的渔民开火347次，基本上每天都在攻击。
这里每年有超过1500人被诊断患癌，但化疗药物及放疗设备已被禁止进入加沙，80％的常见抗癌药物匮乏。想求生，就必须去耶路撒冷看病。昂贵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还在其次，这首先需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批准，然后材料会被提交给以色列安全部门。每一轮有不到半数的申请得到批准，但大多数人熬不到那一刻。
工作和疾病之外，加沙人需要面对的第三个难题是处理和哈马斯的关系。哈马斯宣称自己赢得2006年的选举，所以是“合法政府”。以色列政府认同哈马斯的说辞，称大多数加沙人“选择了哈马斯，也就选择了惩罚”。
亲历者清楚哈马斯夺权的真相。“我记得哈马斯在街头杀人，把人从楼上往下扔，”曾任以色列驻加沙部队总法律顾问吉拉奥说，“那是一段残酷的斗争。”布莱恩·巴伯是唯一在加沙进行过大规模人口调研的学者。他说，绝大多数加沙人“别无选择”。
“事实上，考虑到2006年以来加沙地带从未举行过任何‘选举’，2023年10月以来被杀的加沙平民中的大多数人，从没有投票给任何人的机会。”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因·拉巴尼说。
和哈马斯成员具体接触像“开盲盒”。巴伯有差点被打的危险经历，也曾遇到表面尊重他的哈马斯高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中东学者詹妮弗·洛文斯坦先是遇到粗鲁的哈马斯官员。第二天，另一位官员递给她茶和巧克力，笑着说“你没必要一定戴头巾”。
但现实是，在公共场合戴头巾成为绝大多数加沙女性的选择，虽然她们大多拒绝在家里佩戴。哈马斯禁止男女在音乐会上坐在一起，也不允许说唱等“新音乐”公开演出。一些地区的哈马斯官员禁止居民去网吧、观看好莱坞电影。在另一些地区，基层治理的权力被让渡给学者、教师等地方精英，他们并不控制人们如何娱乐。
相较于生死难题，日常的困难显得“微不足道”。外界常谈论加沙的电力短缺。“第三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以色列政府进一步削减对加沙的电力和燃料供应。以色列最高法院批准了削减，认定加沙人不需要天天有电就能生活。
加沙人确实活了下来。当一天只有4小时、3小时乃至更短的供电时，全城响彻发电机的噪音，隧道走私来的燃油变成黑烟，笼罩在城市上空。坑洼的街巷里串起长长的电线，以便邻居们共享。大学里的工程师自主研发出太阳能套件，在夏天足以为一个家庭供电。唯一的问题是，制作材料需要走私，多数人承担不起高昂的费用。
“第三阶段”的另一个变化是外国人越来越少了。对外国记者和学者来说，抵达加沙意味着在本·古里安机场经受数小时的羞辱，包括单独脱衣检查和安全官员讯问。如果有幸通过第一关，他们将在埃雷兹检查站外的尘土中等待，可能很快，也可能是半天、一天或拒绝。唯一简单的环节是证件：神通广大的中介能同时搞定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的通行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但每次他们都能做到。”巴伯说。
现在，这种艰难的抵达也变得不可行。自2023年10月以来，任何国际记者都无法得到进入加沙地带的许可。
常去加沙的学者不认为加沙的休闲生活是沉闷的。私底下，加沙居民避开哈马斯成员偷偷饮酒。人们热爱聚会，常去海滩和咖啡馆。哈马斯没能禁止街头文化，一些店铺的招牌由涂鸦艺术家完成。
本地艺术家最知名的创作是“加沙地铁”。他们在加沙城周围竖立起“M”（Metro）的站台标识，象征四通八达的隧道网络。艺术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以色列军方可能将这些标识牌识别为军事设施加以打击。
年轻人的爱好是跑酷和冲浪，这能带来“穿越隔离障碍的自由感”。不过他们不能跑太远：上万件战争遗留爆炸物还未被拆毁。冲浪者随时能看到3海里边缘的以色列巡逻艇，以及盘旋在海滩上的以军无人机。2006年，以色列巡逻艇炮击海滩上的度假者，8名平民遇难。2014年，9名在海滩咖啡馆看世界杯比赛的年轻人，和4名在海滩上玩耍的儿童，死于以色列海军的炮火。以色列政府承认其中一些行动是“悲剧性的误杀”。
“加沙人生活艰难，但不言放弃。”巴伯说，“你无法从一个加沙人口中听到‘绝望’。他们总是满怀理想，直到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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